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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圓通香港】馮天瑜:體悟中華元典精義
發佈時間:2021-01-28 19:16  作者:  來源: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  閲讀:

作者:馮天瑜

公元前6世紀前後的幾百年間,東地中海沿岸、南亞次大陸、東亞大陸的幾大古文明,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精神飛躍時期。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將這一時期命名為“軸心時代”,也即人類精神樞軸形成的時代。軸心時代的一個顯著成果,便是先哲歷經數代鍛冶,構建觀照宇宙、社會、人生的文本,成為延傳後世的經籍,筆者曾將其稱為“文化元典”(參見拙著《中華元典精神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),堪稱“元典”的論著略如下述——

希伯來的《舊約全書》《新約全書》;

古希臘的柏拉圖《美諾篇》《巴門尼德篇》《理想國》,亞里士多德《工具論》《物理學》《形而上學》等羣哲論著;

古印度的《吠陀》及承續其緒的《梵書》《森林書》《奧義書》,以及由“經藏”“律藏”“論藏”組成的佛典;

中國先秦的“五經”(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春秋》),以及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荀子》《韓非子》諸書。

文化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創性理念與範疇,構築諸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精神家園。作為先民智慧的結晶、後人思想運行的基軸和騰躍的起跳板,元典精神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。英國科學哲學家懷特海説:“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註腳。”可見西方人對其元典的依憑。中國哲人張載説:“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,王夫之説:“六經責我開生面”,將作為“往聖絕學”的元典(如六經)視作開闢“萬世太平”的精神起點。

“六經”乃中華元典的基幹,而“樂”本無經,傳之後世的實為“五經”。“五經”是殷周王官的集體創作,流傳數百載,由下移民間的晚周諸子(如孔子及門徒)修纂成冊。春秋末年的孔子(前551—前479)並非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的著作者,而是整理者、闡述者,“述而不作”即此之謂。孔門再傳弟子追記孔門師徒言行,成《論語》一書。

《論語》成書於戰國初年,恰值“五經”編纂、集成的關鍵時段,也是諸子成書前夕,故《論語》上承“五經”,下啓戰國諸子。諸子書多與《論語》保有因緣關係:或者發揚其遺緒(如《孟子》《荀子》),或者與其展開辯難(如《莊子》《韓非子》)。因此,《論語》處於中華元典的樞紐位置,其着力闡發的仁學與禮學,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幹,對於兩千餘年的中國社會發揮了重大影響。

與印度元典、希伯來元典不同,《論語》“敬鬼神而遠之”,宗教色彩淡薄,並且很少玄談“性與天道”,不大正面言及哲學本體論、宇宙論,其探討的多是平實的人生哲理,將“五經”要義包藴於日用常行之中,論仁、論義、論禮、論智、論信、論孝悌、論君子,寓大道於人倫,自成一種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系統,這是《論語》智慧的特色所在。通過《論語》的解讀,能夠加深對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的認知,有助於把握其優長與缺失。

元典作為藴藏着豐富文化基元的文本,預留無限寬闊的詮釋空間,具有常釋常新的潛能。《論語》弦誦之聲不絕千古,世世代代的人們在閲讀間發出“學而時習之,不亦説乎”的讚歎。千百年來,《論語》的註解及詮釋本多不勝舉,如今,張豔國教授著《〈論語〉智慧賞析》,把握住中華元典的人文要義,並以新鋭的現代意識觀照,從人生哲學入手,旁及政治觀、社會觀、教育觀,綱舉而目張。該書從《論語》的語錄體風格出發,採取逐段解析的方式,提煉各篇主題,予以凝練概括,擬就的一些小標題,不失原義,又用語鮮活,富於時代性和感染力。通過“與古人對話”,把原文所藴智慧提煉出來,展現先哲的現代啓示,並將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,展示了新的學術視角。(原載《光明日報》,作者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)

(編輯:相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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